早在蒙哥在位之时，忽必烈便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开始高度重视中原都城的重要地位。他深知，若要实现蒙古政权的长治久安与有效统治，必须将统治中心逐步向中原地区转移。那时，他便在抚州之东、滦水之北的龙岗之地，命刘秉忠营建开平。开平的建设，犹如一颗关键的棋子，在战略布局上，实际上拉开了将蒙古统治中心向燕京过渡的宏伟序幕。它不仅是忽必烈巩固权力、拓展影响力的据点，更是他未来统一中原的重要跳板。
随着时间的推移，至元年间，忽必烈又果断地将燕京更名为中都，正式实行两京制度。这一系列举措的背后，其最终目的十分明确，那便是准备将都城内迁至燕京。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忽必烈对中原地区的重视，也彰显了他对元朝未来的长远规划。他希望通过内迁都城，更好地统治中原地区，融合南北文化，巩固元朝的统治基础。
而这一艰巨而意义重大的使命，自然就落到了才学卓越、深得忽必烈信任的刘秉忠身上。刘秉忠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谋士，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家。他以其渊博的学识、独到的眼光以及对城市规划的深刻理解，成为了忽必烈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关键人物。
至元三年（1266年），刘秉忠肩负着重大使命，展开了对辽、金旧都的细致考察。他深入研究了辽、金两代的都城建设经验，同时结合中原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特点，精心设计并建造起一座全新的都城——元大都（今北京市）。从最初的选址，到这座未来都城的整体城市设计，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刘秉忠的心血，他事必躬亲，力求做到尽善尽美。
后世之人谈及大都（即后来的北京）的选址与城建设计时，无不惊叹其仿佛极其符合我国古代道家玄学风水布局的要求。那宏大的城市布局、巧妙的建筑方位、和谐的山水融合，都给人一种神秘而和谐的美福许多人认为，能够完成如此契合风水布局的建设，必须是具有真才实学的道家高人才能胜任。虽然我们并不清楚刘秉忠是从何处学得如此精深的道家学术，但从这一伟大成果中，足以看出刘秉忠在道学方面的深厚造诣。他在道学领域的拿手程度令人赞叹，他的设计不仅体现了科学性，更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这座新城规模宏伟，工程浩大，其建筑规模之庞大、规划布局之复杂，在当时的建筑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元大都的建设不仅是一个建筑奇迹，更是一个文化融合的典范。它融合了蒙古族的豪迈与中原文化的精致，展现了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刘秉忠的设计理念和建筑才华，使得元大都成为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上的经典之作，也为后世的城市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在刘秉忠以及张柔、段贞等一众技艺精湛、才华横溢的能工巧匠和能臣们的精心操持下，工程如同一部精密的机器般高速运转，进展异常迅速。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终于，在至元十一年（1274 年）正月，这座历经无数日夜、凝聚无数人心血的大都宫阙，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傲然屹立于大地之上。
那一座座气势恢宏的宫殿，宛如巨龙盘踞，威严而庄重；那规整有序的城墙，如同钢铁长城，坚不可摧；那布局合理的街道，恰似棋盘纵横，错落有致。这一切，无不彰显着大元王朝的宏伟气魄与雄厚国力，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刘秉忠的贡献远不止于此。除了主持设计这座伟大的都城外，他还积极投身于元陪都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的营建工作。
在上都的规划与建设中，刘秉忠同样展现出了他卓越的智慧和非凡的才能。他巧妙地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精心设计每一处建筑和布局，使得上都既具备重要的战略意义，又散发着独特的文化魅力。
在上都的街头巷尾，人们可以感受到浓郁的草原风情与中原文化的完美融合；在宫殿庙宇之间，人们可以领略到蒙古民族的豪放与汉族文化的细腻。这座城市，成为了大元王朝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象征，也见证了刘秉忠在建筑领域的卓越成就。
至元六年（1269年），刘秉忠凭借着自己对礼仪制度和行政管理的深入理解，肩负起了订立朝仪、制定官制的重任。他深知，一个国家的礼仪制度和行政管理体系是其稳定与发展的基石，因此在工作中极为细致严谨。刘秉忠对朝见皇帝的礼节进行了规范，从官员的站位、行礼的姿势到朝见的流程，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以体现对皇权的尊重和朝廷的庄重。同时，他对百官的服饰及俸禄也进行了全面的规划，根据官员的品级和职责，制定了相应的服饰标准和合理的俸禄制度。这些制度不仅明确了官员的职责与待遇，规范了朝廷的礼仪秩序，使得朝廷的运作更加有序高效，而且成为了元代的重要定制，对元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刘秉忠的这些举措，为元朝的行政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的制度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至元八年（1271年），刘秉忠凭借着对《易经》的深入钻研与独特理解，提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建议。他建议忽必烈取《易经》职大哉乾元”的深远意境，将蒙古更名为“大元”。这一建议不仅体现了刘秉忠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展现了他对元朝未来的宏伟构想。他深知，“大元”这一名称不仅是一个称谓，更是一个王朝的象征，它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和深远的意义。忽必烈听后，深感这一建议恰到好处，于是欣然采纳。从此，“大元”这一名称成为了这个强大王朝的正式称谓，开启了元朝辉煌的历史篇章。刘秉忠的这一建议，不仅为元朝的命名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也为元朝的统治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至元十一年（1274年），刘秉忠扈从忽必烈到上都，之后在南屏山的精舍清修。这段时间，他远离了朝堂的喧嚣，沉浸在对学问的钻研和对自然的感悟之郑然而，命运却在此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八月，刘秉忠忽然无病端坐而逝（坐化了），享年五十九岁。他的离世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突然陨落，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和惋惜。妒英才，仅仅差了十数月，使得他未能亲眼得见元朝一统下的辉煌盛景。这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憾事，也使得刘秉忠的一生更增添了一抹悲壮色彩。他的离去，让元朝失去了一位杰出的谋士和智者，也让后世的我们失去了一位值得铭记的英雄。刘秉忠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为元朝的统一大业所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历史铭记。
听闻刘秉忠的死讯，忽必烈大为震惊。他对群臣感慨地道：“秉忠为朕尽忠三十余年，心谨慎，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学问之深，惟朕知之。” 话语中满是对刘秉忠的深切怀念与高度评价。在悲伤之余，忽必烈下令出内府钱为之助丧，并派礼部侍郎赵秉温护送灵柩，葬于大都。后来，刘秉忠的灵柩又移葬到他的故乡，让他得以在故土长眠。
至元十二年（1275 年）正月，忽必烈怀着对刘秉忠的敬重与感激，追赠刘秉忠为太傅、赵国公，谥号 “文贞”。元成宗时，又加赠推诚协谋同德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改谥 “文正”。元仁宗时，更进一步进封爵位为常山王。在有元一代，汉人能够位封三公的，仅有刘秉忠一人而已，足见他在元朝历史上的崇高地位与卓越贡献。
刘秉忠一生，始终以大力推行汉法为己任，对民族的融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他深知，在元朝这样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中，只有将汉族的先进制度和文化引入蒙古统治体系，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因此，他不遗余力地推动汉法的实施，努力在蒙古贵族和汉族知识分子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他的努力下，大量汉让以在那动荡的乱世之中保存力量，延续文化。他不仅保护了许多汉族的文化精英，还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使得汉族文化在元朝得以传承和发展。
尽管刘秉忠只对蒙古皇族进行了改造，并未能改变整个蒙古贵族的习性，但这也使得元朝的政治风貌仍能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以往的汉族制式。他精心设计的官制、礼仪和行政管理体系，都深深扎根于汉族文化的土壤之郑这些制度不仅为元朝的统治提供了有效的框架，也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和发展。这也是明朝灭亡元朝后，仍称自己是承袭了元朝基业的重要原因所在。明朝的统治者们深知，元朝的制度和文化为他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刘秉忠的贡献。
从忽必烈想要统治好中原的角度来看，他迫切需要大批汉族知识分子来助力治理。忽必烈深知，要治理好中原这片广袤的土地，仅靠蒙古族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汉族知识分子的智慧和经验，需要他们的支持和拥护。为此，刘秉忠不遗余力地鼎力推荐了张文谦、张易、郭守敬、王恂、王文统、张耕、刘肃等“耆儒硕德，奇才异能之士”。这些人才都是当时汉族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有着卓越的才能和丰富的经验。刘秉忠的推荐，不仅为忽必烈提供了一批得力的助手，更为元朝的治理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正是由于刘秉忠的推荐，忽必烈得以广泛吸纳汉族知识分子的智慧与力量，从而“得中土心”，赢得了汉族知识分子的衷心拥护。这些知识分子在元朝的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为元朝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不仅在政治上为元朝出谋划策，还在文化、科技、经济等方面推动了元朝的进步。他们的存在，使得元朝的统治更加稳固，也使得元朝的政策更加符合中原地区的实际情况。
毫不夸张地，刘秉忠与忽必烈之间深厚的君臣情谊，为元朝在统一大业中赢得了民心，对元朝的统治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刘秉忠不仅是忽必烈的谋士和智者，更是他的挚友和知己。他们之间的信任和默契，使得刘秉忠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元朝的统一大业贡献力量。而忽必烈对刘秉忠的重用和支持，也体现了他对汉族文化的尊重和包容。这种君臣之间的合作，不仅推动了元朝的统一大业，也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刘秉忠的一生，是为元朝的统一大业和民族融合而奋斗的一生。他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制度的建设上，更体现在文化的传承和人心的凝聚上。他的智慧和努力，为元朝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的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中华民族融合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人物。
在经济方面，刘秉忠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深刻的洞察力。他不仅关注国家的财政收入，更重视百姓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他深知，一个国家的繁荣离不开百姓的安居乐业，因此提出了轻徭薄税的政策主张，以减轻百姓的负担。这一政策的核心在于减少百姓的赋税和徭役，让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生产中去。同时，刘秉忠还着重强调了县令应该切实扶助老百姓搞好生产。他认为，地方官员不仅是朝廷政策的执行者，更是百姓生活的守护者。县令们应该深入基层，了解百姓的需求，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实际困难，从而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一主张体现了他对民生的深切关怀与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也为元朝的经济稳定奠定了基础。
另外，忽必烈曾向刘秉忠询问“钱币之制”，刘秉忠的回答充满了智慧和远见。他道：“‘钱用于阳，褚用于阴’。我朝国家龙兴于朔漠之地，应该使用褚币（纸币），子孙世代继常如果用钱币，下将不安宁。”这一回答不仅基于对当时经济形势的精准判断，还融入了他对道家思想的独特理解。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褚用于阴”的法，民间常指阴间用纸钱。但刘秉忠从道家的独特视角出发，认为漠北居于北方，比较寒冷，按道家的理论属于阴，故而建议使用纸币。他的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他对道家玄学的深刻理解，更展现了他将哲学思想与实际经济问题相结合的能力。
从实际的经济管理实效而言，使用纸币更有利于朝廷对社会财富的管控。纸币的发行和流通可以由朝廷严格控制，避免了金属货币在流通中的损耗和流失。同时，纸币的使用也能够有效避免豪强势力对朝廷统治的威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豪强地主往往掌握大量的金属货币，他们通过囤积货币、操纵市场，对朝廷的经济政策和统治秩序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而纸币的推行，使得朝廷能够更好地掌控经济命脉，稳定社会秩序。忽必烈显然也是深知其中利害，如同一个虚心好学的学生般，欣然同意了他的看法。
《新元史》据此认为，元代中后期元武宗、元惠宗铸钱的措施，最终导致了“下亡于盗贼”的局面，这无疑应验了刘秉忠的远见卓识。从经济管理角度来，全面使用等价的金属货币，的确是朝廷对经济管控能力不足的表现。要么就是朝廷发行的纸币在民间经济活动中失去信用的体现。例如，明朝中后期，钱币信用缺失，甚至不得不使用白银进行交易。这一现象反映出，当纸币失去信用时，经济秩序将陷入混乱，社会也将随之动荡不安。
刘秉忠的经济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后世的经济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他的主张和建议，体现了他对经济规律的深刻理解和对民生的深切关怀。他所倡导的轻徭薄税、扶助生产以及推行纸币等政策，为元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的远见卓识也为后世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提醒他们要重视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忽必烈对刘秉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气刚以直，学富而文。虽晦迹于空门，每潜心于圣道。朕居藩邸，卿实宾僚。侧闻高谊，余二十年。出从遐方，几数万里。迨予嗣服，须汝计安。不先正名，何以压众。”（《拜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制》）“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心慎密，不避险艰，事有可否，言无隐情。又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与闻也。”“学窥人，识贯今古。邃冲而有守，安静而无华。昔侍潜藩，稔闻高论。适当三接之，际恳上万言之书。盖将举下而措诸安，以戒为人主者果于杀。朕嗣服而伊始，卿尽力以居多。盖得卿寔契于朕心，而独朕悉知于卿意。事皆有验，人匪他求。周旋三十年，不避其难。剀切数百奏，各中其理。”
这一系列评价，充分体现了忽必烈对刘秉忠的深知与信任。如此难得的君臣际遇，也使得他们能够携手共同开创出一番伟大的事业，青史留名。
后人评价刘秉忠的诗 “萧散闲淡，类其为人”，能于淡中寓奇，追求恬淡辞面下的深蕴，故能淡而不枯。他那种恬淡的心境，不正是其 “为无为，而无所不为” 心态的一种精妙反映么？而要持如此之心，恰恰需要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倡导的要有 “功成身退” 的意识才能做到。这无疑为后人理解刘秉忠的心境与处世哲学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让人们更加深刻地领略到他的思想境界与人格魅力。
虽然刘秉忠在元代并不以诗文名世，而是以卓越的事功广为人知，但他那有限却精彩的诗作，依然丰富并升华帘时北方的诗坛。杨镰的《元诗史》就用了相当篇幅评价其诗，认为 “他是元初北方诗坛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甚至觉得他超过了耶律楚材，这一评价充分肯定了刘秉忠在文学领域的独特贡献与卓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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