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7日，武汉防汛指挥部
窗外的雨丝斜织成网，防汛办的老式吊扇吱呀转动，搅动着办公室里潮湿闷热的空气。
我站在走廊尽头，指尖夹着一封匿名信，信封上“特大洪水预警”五个字写得工整却刻意板正，像是刻意掩盖笔迹。
“柱子哥，你这帮官老爷会信吗？”我低声问。
张铁柱叼着烟，缺了半截的指在信封上敲了敲，嗤笑道：“信？他们连中央气象台的预报都能当放屁，你这没名没姓的纸条，怕是连档案室都进不去。”
我眯了眯眼，没话。
上辈子1990年的这场洪水，武汉三镇淹了半边，防汛办那群“专家”直到江水漫过堤坝才慌了神，事后却把锅全甩给了“百年难遇的灾”。而如今，我手里攥着的不仅是语言，更是一把收割暴利的镰刀。
匿名信与嘲讽
防汛办的木门虚掩着，里头传来茶杯磕碰的声响，夹杂着几句漫不经心的闲聊。
“老刘，你看看这个。”一个沙哑的男声带着戏谑，“‘经测算，五月下旬长江中游将出现百年一遇洪峰’——哈！连署名都不敢写，怕不是哪个神棍想骗补贴？”
“啪！”
信纸被随手丢进废纸篓，我透过门缝，看见一个秃顶男人翘着二郎腿，皮鞋尖正碾在那张预警信上。他胸前别着“气象专家组组长”的铜牌，嘴角挂着讥诮的弧度。
我无声地咧了咧嘴。
——这秃顶叫徐志鸿，前世洪水后靠着“力排众议坚守岗位”的报道升了官，却在98年大洪水时因玩忽职守被判了十年。
麻袋暗战
傍晚，汉正街后巷的“老周麻袋厂”铁门紧闭。
我踹开仓库门时，周瘸子正就着煤油灯数钱，一摞摞十元钞在脏兮兮的床铺上摊开，像片血红的沼泽。
“谢老板？”他慌忙想藏钱，独腿却绊倒了板凳，整个人栽进钱堆里。
我没废话，军靴直接踩住他撑地的手腕：“五万条麻袋，今晚装车。”
周瘸子疼得龇牙咧嘴，却突然笑了：“您也听到风声了？今早防汛办刚把库存全调走，现在黑市麻袋翻了三倍价……”
我弯腰揪住他衣领，另一只手从怀里掏出张照片——画面里徐志鸿正搂着个女人走进宾馆，日期赫然是防汛值班表上他签到的日子。
“两条路。”我松开他，掸璃袖口不存在的灰，“一，按原价给我货，照片烂在肚子里。二，我让纪委看看这张‘抗洪模范’的夜生活。”
暴雨前夜
五月二十日，汉口码头。
乌云压得极低，江面泛着铁灰色的光，像块生锈的钢板。我站在堤坝上，身后是堆成山的麻袋，张铁柱正带人用油布遮盖最后一垛。
“谢老板，气象台刚发预报——”王猛跑过来，手里攥着皱巴巴的传真纸，“只是普通汛情，让群众不要恐慌。”
我嗤笑一声，转头看向江心。
那里，一艘满载沙石的驳船正缓缓下沉——前世这艘船本该在洪峰来时堵决口，如今却因为“专家保证不会决堤”而被调去运建材。
“恐慌？”我摸出怀里的对讲机，按下通话键：“李科长，江汉关仓库的麻袋可以挂牌了——每十条捆一组，标价三百。”
对讲机那头的李为民顿了顿：“现在市价才八十……”
“明就三千。”我抬头看了眼色，铅云缝隙间漏下一道惨白的阳光，“告诉周明远，防汛办的人今晚会来求他。”
预言成真
五月二十一日凌晨，暴雨如注。
防汛办的电话被打爆时，我正在“扬帆实业”的办公室里泡茶。窗外，汉口沿江大道的积水已经没过膝盖，几个穿制服的人影在雨幕中狼狈奔逃。
“谢一扬！”周明远踹门进来，警服湿透贴在身上，手里攥着份红头文件，“徐志鸿被纪委带走了！市长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障物资——”
我慢悠悠地啜了口茶，抬眼看他：“麻袋我有，但价格嘛……”
办公室的门再次被撞开，徐志鸿的秃头上挂着雨水，脸色惨白如鬼：“谢、谢老板！防汛指挥部愿意按市价三倍收购！”
我笑着拉开抽屉，取出一沓合同：“签字吧，徐组长。”
——落款处的单价，赫然写着“每条麻袋三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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