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朝门石龟泣血：抗战时期江岸异象
在大明万历二十三年那连绵不绝的雨季里，厚重的乌云沉甸甸地压在重庆城的上空，仿佛随时都会坍塌下来。新筑的朝门城墙上，重庆知府李应祥身姿挺拔却满脸凝重，他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双眼紧紧盯着脚下那翻滚不息的混浊江水。江水如一条暴怒的巨龙，肆意地奔腾咆哮，这已然是本年第三次决堤了。储奇门街市就紧邻着江边，此刻完全浸泡在那浓稠的黄泥水中，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一些木盆在水中飘荡，盆里竟然还载着死猪，随着水流的起伏，木盆不时撞在城砖上，发出沉闷而又令人心悸的声响。李应祥这位刚刚因为治理云阳滑坡而受到嘉奖的官员，此时手里紧紧攥着一本《重庆府志》，他的手因为内心的焦虑与担忧而微微颤抖着。在那泛黄的书页之间，还夹着三张请求迁坟避水的状纸，每一张都像是沉甸甸的重担，压在他的心头。
“取龟甲镇水，以玄武制蛟。”随行的老道缓缓道，声音低沉而又神秘。这简短的话语，却像一道闪电划过李应祥的脑海，让他瞬间想起了《山海经》中的相关记载。十日后，三十名技艺精湛的石匠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枇杷山南麓。这里山林茂密，空气清新，宁静祥和的氛围与外面的水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石匠们手中的凿子与锤子相互碰撞，发出清脆的叮当凿击声，这声音打破了山林的宁静，惊飞了林间栖息的白鹭。只见它们扑腾着翅膀，向着远方飞去，似乎也在躲避这突如其来的喧闹。为首的匠人周大夯，他祖籍大足，其家族更是有着一段辉煌的历史，曾参与过宝顶山摩崖造像这一伟大的艺术工程。周大夯此刻正蹲在一块巨大的青石旁，他伸出粗糙的手，轻轻地抚摸着青石上的然纹路，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惊叹与感慨，缓缓道：“这石料里有血线，如此独特的纹理，怕是要千年之后才能真正显现出它的奇妙之处啊。”时光在叮叮当当的凿击声中悄然流逝，当三丈长的石龟雏形逐渐显现出来时，前来围观的民众们都不禁发出阵阵惊叹。众人惊讶地发现，这龟首竟然微微偏向嘉陵江方向，那姿态仿佛是在静静地等待着另一条江河的交汇融合，充满了一种神秘而又令人遐想的气息。
时光悠悠流转，转眼间来到了光绪年间。在一个酷热难耐的酷暑时节，大地仿佛被放进了巨大的蒸笼里，炽热的阳光无情地炙烤着世间万物。十二岁的王长顺跟着父亲，在石龟前恭敬地摆开香案。此时正值枯水期，江底裸露出许多锈蚀的船锚，这些船锚见证了岁月的沧桑与变迁。石龟的龟背之上刻着“镇江”二字，然而此刻却积满了鸟粪，显得有些破败与凄凉。“磕头要响，龙王才听得见。”父亲一边着，一边轻轻地将王长顺的额头按在晒得发烫的青石板上。王长顺乖乖地照做，额头与石板接触的瞬间，一股滚烫的感觉传来。三后，空突然乌云密布，暴雨倾盆而下。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落在大地上，也砸在了石龟的龟甲上。王长顺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雨点砸在龟甲上冒白烟，恍惚看见龟爪在积水里划动。”那奇妙的场景，就像是石龟在这风雨交加的时刻突然有了生命一般，深深地烙印在了他的记忆深处。
1905年七月十六日，这是一个注定不平凡的日子。在南岸开茶铺的张桂兰，像往常一样在茶铺里忙碌着。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的呼喊声，她好奇地放下手中的活计，走出茶铺一探究竟。眼前的景象让她目瞪口呆，只见暴涨的江水如猛兽般汹涌而来，瞬间漫过了沙嘴码头。而在那湍急的激流之中，那尊古老的石龟竟然时隐时现。“龟脖子一伸一缩的，背上石碑像船帆似的破浪。”她被这奇景震撼得不出话来，在临终前，她还对孙辈们反复念叨着这个场景。她的描述被民俗学者收录在《两江口述史》中，成为了一段珍贵的民间记忆。然而，当年英国海关报告却以一种理性而又科学的视角记载道：“洪水导致水文标记位移，巨型雕塑产生光学畸变。”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记录，就像是历史的两面，一面是充满奇幻色彩的民间传，一面是严谨客观的科学记载，它们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这段历史的丰富内涵。
1938年初冬，寒风凛冽，如刀子般割着人们的脸颊。朝门码头一片忙碌而又嘈杂的景象，十六岁的万梅手里紧紧攥着蓝布包袱，指关节都因为用力而泛白。她静静地站在那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迷茫与不舍，看着父亲将家当一件件搬上民生公司的“民权轮”。万梅是江苏国立二中迁渝的首批学生，她即将离开熟悉的家乡，前往遥远而又陌生的重庆。然而此刻，她却被江边的奇景深深震撼了。只见上百名赤膊的纤夫，他们的身影在陡峭的碛坝上显得如此渺，却又如此坚毅，如同一群不知疲倦的蚂蚁，艰难地爬行着。碗口粗的竹缆深深地勒进他们的肩膀，留下一道道触目惊心的痕迹，每一寸肌肤都被汗水和江水浸湿，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光芒。川江号子从他们的喉咙中吼出，那雄浑有力的声音，仿佛是从灵魂深处迸发出来的呐喊，混着轮机声在峡谷间久久回荡。“这些背二哥（纤夫）比机器还可靠。”民生公司经理卢作孚看着眼前的场景，不禁对身旁的记者感叹道。在他办公桌上的航运图清晰地显示，仅1938年12月就有1.5万吨兵工设备经此转运。这些纤夫们用他们的血肉之躯，为抗战时期的物资运输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然而，在这看似热火朝的繁荣景象之下，茶馆书人却开始讲述着一些不祥的预兆。有人，在月夜之下，曾看见石龟的眼睛泛起诡异的红色光芒；还有人，老鸹在龟背上搭了三个鸦巢，仿佛预示着灾难的降临。这些传在民间悄然流传，给人们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
1939年5月3日，阳光异常刺目，仿佛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预兆。当日本海军航空队的中岛九七式轰炸机如黑色的幽灵般出现在江北山上空时，十八梯的刘记炒货铺刚摆出热气腾腾的糖炒栗子，香甜的气息还未飘散开来。瞬间，灾难降临，燃烧弹如雨点般落下，点燃了堆放在码头的桐油桶。熊熊大火迅速蔓延，火舌顺着坡道疯狂地窜进吊脚楼群。整个码头陷入了一片火海，人们的哭喊声、呼救声交织在一起，场面惨不忍睹。救火的“义勇消防队”队员赵世海，他不顾自身安危，奋力冲向火海。事后他回忆道：“石龟背上全是滚烫的油星子，烧焦的皮肉味和桐油味混在一起。”那股刺鼻的气味，成为了他一生都无法忘却的记忆。
《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在1940年8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夜大隧道惨案，今晨在石龟旁看见个穿灰布衫的老太太，用木盆接龟眼渗出的红水。她要带回去给高烧的孙子退邪热。”在那个充满恐惧与绝望的年代，人们在灾难面前感到无比的渺与无助，只能将希望寄托于这些看似神秘的力量。而英国路透社记者则用相机拍下了极具冲击力的画面：龟爪缝隙的暗红液体与江边漂着的死鱼形成诡异呼应。这张照片后来出现在《伦敦新闻画报》的“东方秘闻”专栏，让世界看到了战争给这座城市带来的伤痛与苦难，也让石龟成为了那段血色历史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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