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
---最美丽的错误
提到端午节的来历，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屈原，“於是怀石遂自汨罗以死”，而铭此千古精魂。
但，这也不过是最为人熟知的一种法而已，如果认真缉考的话，至少还有两种影响力比较大的地方性传。
一是伍子胥，当年，他濒死苦谏，却只是进一步将那刚愎自用的夫差大王激怒，竟连“入土为安”的机会也不与他，弃尸于江，那一正是五月五日，而之后，吴地百姓感其遗德，常于此日祭祀怀念，而有斯节。
一是曹娥，这位生存于东汉年间的绍胸方，名涟后二十四孝”的女子，父亲落到江里淹死了，不见尸体，当时的曹娥仅十四岁，沿江号哭十余，终于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后与父尸俱出，就此传为神话，还惊动帘时尚未成名的大文人邯郸淳（就是写《笑林》的那位），作了一篇诔辞颂扬，之后事迹相传，也成为地方上的名人，而当地上也就开始在每年的五月五日进行祭祀，渐渐成礼。
另外，也还有起于介子推或者越勾践的法，但实在已衰微到了连传都翻拣不出来的地步，也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三种法目前都还有在流传，时而还会有些无聊文人跳出来交战一番，多数也只是想为自己的家乡争取“端午起源”这一光荣以及相关的经济利益而已，当然，这种事情，本就是信者桓信，谁也不可能服谁的。
但是…实话，这三种法，实在都不大站得住脚的，特别是第三种法，根本就是在肆无忌惮的篡改原始史料…当然，这一条后面再。
三起传中，唯一的共同点，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时间，传中，三人皆是在五月五日赴江而亡，之后，地方上的人便在这个日子设礼祭祀…但，也未免太巧了罢？
认真翻一下最早的记录好了，太史公都告诉我们了些什么呢？
三闾大夫，没有日期，可供参考的只有一句“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但这顶多能够证明他的死期是在四月或再后面，明不了更多。
至于伍子胥，就更加简单，“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郑”，而从两汉时期的各种史记集解里，我们更是只能看到地点和祭祀方式的考证，完全没有关于日期的记录。
至于曹娥，倒是的比较清楚：据后汉书列女传“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
这就是，五月五日是曹娥父亲的忌日，曹娥跳江应该是在五月二十二日，所以，至少在当时，绝不可能在五月五纪念她。（顺便一句，我零四年路过绍兴，还专门查过当地关于曹娥的纪念文字，果然是“曹娥，中国历史上着名的孝女，于五月五日投江，端午节的习俗就是因此而起…”实话，当时的感觉真是无力。）
那么，是谁考定了这个日子呢？在现在还能找到的古籍里面继续翻拣好了，西汉、东汉，魏晋…没有，都没有，直到了南朝，我们才会发现一本叫做《荆楚岁时记》的书，在五月条下，有着这样的记述。
“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戈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
（顺便一下，所谓曹娥碑，就是当年蔡邕写“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最后间接害死杨修的那块碑，不过，这块碑早在东汉年间就找不到了，虽然后来有很多据什么书圣亲写本、蔡卞大字本之类的版本，但其后面，却居然还堂而皇之的带着什么“三百年后，碑冢当堕江中；当堕不堕，逢王匡之”的“蔡邕预言”，这个，再考虑到咱们中国文人乱造古籍以为已用的悠久历史…这一条，我一直都是“仅供参考，不予采信”。）
看到岁时记的记录，还是让人很高心，一段文字里就把三大传都坐实了，真是高效，可再仔细看一看，却又有点不对。
“俗为屈原投泊罗日”，一个“俗”字，用得皮里阳秋，也证明了作者自己也没什么底气落实这一点，仅仅是将这件“每个人都这么”的事情记录下来而已。
至于“迎伍君逆涛而上”…嗯，再对照一下范晔的文字“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婆娑迎神”，很明显只是一次宗教活动，要硬这个神就是伍子胥吧，第一找不到过硬的证据，第二伍子胥对越地似乎也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遗爱”，感情上大概他自己也不至于愿意跑去保佑勾践的后人。所以，伍君云云，只能算是文学家的罗曼蒂克情绪发作而已，其在考证上的价值，最多只能算作东汉年间有这种传的一个旁证。
那么，为什么，从史书来看更可能发生在“四月”的屈原身死事件，以及似乎根本没法确定日期的伍子胥身死事件，会在数百年后，被民间舆论高度一致的锁定在了五月五日上呢？
…这里，请允许我扯开话头，讲讲另外两个故事。一个关于岳飞，另一个关于史可法。
今的安徽省池州市境内，有一个“齐山风景区”，上面，有一座翠微亭，那是晚唐杜牧为官簇时，依李白“开帘当翠微”诗意而建，但今，大家知道这儿，却更多是因为岳飞。
绍兴元年，岳飞北上抗金，途经齐山，为当地名流所邀，共游翠微，岳武穆当时登山远眺，眼见长江如练，田园若画，追念王导临江解众之意，深觉胡虏据北，时不我待，手援一首七绝，便是：“征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山好水看不足，马蹄催赶月明归。”
据史所载，岳飞赋诗之后，仰尽三杯、便当即打马下山,连夜北赴、而这首>，当时便有人刻碑流传，虽为着后来“莫须颖之事，畏罪毁去，但古来公道自在人心，岳飞精忠报国，却惨受荼毒如此，下豪杰无不切齿。而池州一带百姓，更会在每年岳飞忌日前后，组织所谓“齐山庙会”，面子上是敬地神灵,实在却是追念岳飞，从宋人笔记来看，当时颇有些明白就里的地方官，却没一个敢冒这下之大不韪，来犯众怒。甚至，就连在任官员中也常常有人会微服于会，做些祭告文章。
另一个。
史可法苦守扬州，终于力竭身死，恨极了他的满清人，当然不会设庙祭他，虽然还算是留下了“史阁部墓”，但也不会允许百姓祭他，而…自那以后，扬州民间便兴起了祭祀“九纹龙史进”之风，便连娼乞乐户也都有设，当每逢初一十五，全城上下都在认真叨念“史公”的时候，相信，没有一个汉人会真得以为这些香火是为了北宋年间的那个强盗头子而设。
故事讲完了，但是，仍然不想立刻回到正题，再扯一下，扯一扯关于什么是五月五。
…事实上，五月初五祭河神，作舟船之戏，辟邪求福，根本就是中国上古时期百姓的固有习俗，其资格之老，远远超过了屈子投江的年份，更不要什么伍子胥或曹娥了。
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汉明还没有梦佛的时候，在五胡还没有乱华的时候，在阿骨打、铁木真以及努尔哈赤都还只是遥远未来的时侯，中国有五个最重要的节日。
正月初一，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七月初七，九月初九。
正月初一，是三元之日，也就是一年的第一，四季的第一，十二个月的第一，直到现在，也还是很重要的日子。
三月初三，是上巳之日，这一，百姓都要到江河之滨,由巫觋举行消灾祛病，洗涤垢秽的仪式。而后来，特别是晋室南渡后，与那些世家子弟们相结合，渐渐演变为踏青的日子，每年此时，有条件的人都会出城，临风吟诵，濒水饮宴，叫作“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不过，今，这个节日已基本上消逝了。
七月初七，是乞巧之日，传中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算是少数专为女子而设的节日之一，本来也濒临绝灭，但近年来，被商家们包装成“中国情人节”而大力鼓吹，它似乎又有复活的兆头。
九月初九，今叫重阳，是敬老的日子，但在那时，它却与孝道绝无干系，也是一个类似三月三的日子，起源是要离家避祸，而后来的形式，通常都是举家籍野，去饮宴游乐。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上古之世，生产力极为低下，那时的百姓决没有足够好的兴致来定节游乐，在那时，每个节日都是比生产更为重要的事情，也是因此，才会让那些刀耕火种的先民们放下手中的工作，怀着敬惧期待之心，来认真的过这些节日。
五个古节，实际便是五个为我们祖先所深信的“凶日”，相信这一需要对鬼怪神灵等不可知的存在致以供奉，相信这样便能换来之后几个月的平安…严格来，这每一个所谓“节日”，在当时，都是会让我们的祖先从日出就担心和辛苦到日落的折磨。
而认真起来，五月五，便是这五个日子中最为凶厉的一。
在传统的习俗中，五月直接就被称作恶月，多禁。不能晒被子，不能盖屋，特别是最后一条，甚至还有着专门的禁令，是在秦始统一下后所制，历汉魏而不改，可是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五月是凶月，五月五则是凶月里的凶日，这一，百姓一般都应该离家赴郊，要喝雄黄酒，并在孩的脸上用酒画出特定符号，要用艾草挂在门上，阻攘毒气，要用五色的丝绦系在手上，以辟刀兵。而在这一，更要祭祀江河龙神，求取那不可知的佑护。传中，这一出生的孩，女的会害到母亲，男的会反噬父亲。
（顺便一下，当年的宋高宗赵构就是五月五出生，所以从一生出来就被抱到宫外抚养，不许回宫…嗯，从最后的历史来看，真是丢的再对也不过，而且简直就不该再接回来。）
总之，在这一，任何大规模的纪念、祭祀、祈福等等的活动，都是理直气壮，是任何人也无话可的。也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屈原忌日被最终锁定在这个日子上。而同时，这又极大的提升了这个日子的存在感和意义，并使其最终能够脱颖而出，经住了数千年的时光冲刷和无数次的文化浩劫，蜿蜒至今。
回视过去，让我们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想一想当年…
屈原，他是洁然独立在那溷浊未世中的寂寞兰蕙：忠直有能，报国无门，终于含恨辞世，更留下了在有心人看来就等同诅咒的预言。（《怀沙》里面：“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含忧虞哀兮，限之以大故。”实在是很不吉祥。），在这种情况下，指望顷襄王或是子兰这些人去组织对他的纪念，那实在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情。就连“容忍”，他们也绝不会做。
但，朝廷无情，百姓却不能无义，怀着恻愐之心，他们开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着那固执而迷信的心情，希望能够为这位在他们已相信是必定成神的巨人，供奉一点点的祭物。
但这就很危险，直面朝廷的愤怒，在那时代中就可能会使人失去一切，所以，感情与理智的长期搏奕之后，终于开始有聪明人想到了更好的办法。
…也就是，在后世，被同样怀着追念之心的百姓们用在了岳鄂王和史阁部身上的办法。
借用了所有人都无话可的日子，祭祀之礼开始能够公开举行，就象“齐山庙会”和“九纹龙史进”一样，盛大而理直气壮的动作下面，是无奈却又真诚的怀念之心。
到后来，时过境迁，已不再需要这样的伪饰，但时光浇积，却已将这日子深深烙入人心，基本上可算是“没有文化”的百姓们，更很难真正搞清楚在最开始，那个真正的“忌日”到底是什么时候，口口相传，他们认定那就是“正日子”，这样子年复一年下来，到最后，在乡野间悄悄流传的涓滴细流，更汇成了强力的江河，倒卷回庙堂之上，开始涤洗着文士们的记忆。
“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在我心中，这地方便有如国风，有如那些最早必定是粗野而又直爽的文字，在默默流传了不知多久之后，终于来到史馆之前，迫使着文士们将其记下、认可、和传承，尽管出于学术上的执着，他们仍用一个“俗”字来标记出这一点的可疑，但这已没用。事实是，五月五日，三闾忌日，这已成为几千年来全体中国饶共同记忆，成为我们一起承继并传承着的文化血脉，它已深深烙印在全体炎黄子孙的心中，与之相比，一个“俗为”，根本就是没有任何人会在乎的记录。
同样的理由，也可以用来解释关于伍子胥的传，类似的背景，类似的功绩，类似的遭遇…所以，也就得到了类似的待遇：尽管被深深的怀念着，但也只有在每年的重五，这位曾见证吴国达到巅峰的不幸巨人才能在传统习俗的掩护下享受一点点公开的祭品及怀念。
至于曹娥…那只是一个偶然，但在她父亲的职业，却又是一种必然：五月五日，溯涛婆娑迎神，那本来就是身为神巫之饶职责，当每年的这一都会有无数的神巫在江河上完成各种仪式时，其中的一者落水，根本就是年年都会发生的必然事件。
所以，五月五日，那并非屈子的忌日，若要严格缉考着那些最古老的规则，选在这一将他供奉，便只是一个错误。
错误…但，又有何关系？那是美丽的错误，是值得我们深念的错误。那更是一个幸运，是五月五日这节日的幸运，那也是一个光荣，是我们中华文化不断传承着的光荣。
杭州岳庙有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青山有幸，得托武穆，从此无人敢于伤伐。白铁何辜，铸形秦万，自兹累世受尽涕唾。
类似的事情，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怀周而护棠，爱屋而及乌…严格来，这也算是一种“鸡犬升”，但，那却能让人无比感动。
回看那些最古老的节日罢：三三上巳，如今已几乎没人记得，七七乞巧，连阳历二月十四五十分之一的影响也比不上，九九重阳…它也只是因为改造了自己，因为成功的和孝道挂上了钩，才能够仍然做为被国家承认的古老节日而延承下来。
…到最后，反而是五月五，这恶月里的恶日，这一年中最为凶煞的几之一，反而成了人们最为熟悉和亲切的日子，成为了有种种节日活动相伴随的美丽日子，更将许多原本与其无关的习俗也都吸纳进来。
（事实上，稍为考证一下便能发现，上古时食粽有两个时间，一是寒食，一是夏至，与五月五根本没有关系。而且，从美食的角度来，那也绝不合拍，用雄黄酒送粽子下肚…我可以保证，那种难吃的程度，你绝不会想再尝一次。）
五月初五，端午节。
有时候，因为一个人，一个名字的存在，可以为整个地方或整个空间添加上巨大的价值，端午节，实在便是这样。本来是避祸礼神的原始迷信，却因为有幸与屈原相结合，得以千载流传，更将影响力都扩展至海外。
最初的日子里，是端午为屈原提供了保护，使他可以较为安静的享受着人们的怀念与祭祀，但，在绝大多数的日子里，却是屈原保护了端午，是他那超越了时空的高尚人格与巨大影响力，使这个日子得以同他一起不朽，一代又一代的向下承传。而如果不是这样，也许，今，早已没人还记得上古时有过这样一个节日。
五月初五，食粽竞舟…而那同时，我们更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那在两千多年前发生过的事情，不能忘记那一份对国家的忠诚与执着，不能忘记那一份拳拳念念的执着心意…光阴百劫千转，斯人逝去已久，但，我们却应该永远记住那一切，记住一个人应该和可以怎样去忠诚，记住一个人应该和可以怎样去奉献，记住一个人应该和可以怎样去执着。
请记住：屈原之死，乃是赴国之忧，他不是为自己的权位富贵而恸，否则他随时都可回头，他为原则而战，因原则而败，最后则为原则殉身，直到最后一刻，他所关怀的，仍还是楚国的命运。
请记住，连太史公也曾经疑惑过：“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请记住，他终于为自己找到答案：一个真正热爱自己国家的人，他只能够“同死生，轻去就。”，再没有其它可以选择。
记住…我们才能正确的面对，才能继续的走下去，走向未来。
…请记住，当又一个端午即将来到的时候，请记住。
孔璋字于西元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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