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七八年这个时间，不考虑保障的问题，一些发展程度较高的农村的收入，并不简单比一般城市家庭差。我想，我们目前还是谈具体的事情是怎么一个情景比较好（不用过程这个描述）。
我了，一个男壮劳动力，一般来，一年的劳动工分一般可以有六千，女壮劳动力，一年可以有四千工分。一个家庭，如果有一名男壮劳动力，一名女壮劳动力，全年下来各种工分合计下来，一万个工分（一千工）是可以保证的。这样的家庭，一般来，大约有一千一百个工左右（家庭合计有肥料分）。
七十年代，在我从生活的那个所知道的范围内，一个工可以划0.6元到1.3元。那么，一个家庭即使合计有一千一百个工左右的时候，是不是在年底生产队结算的时候就可以拿到一千五百元呢？我可以，没有这么多。
生产队核算的时候，是要扣除一切生产成本之后还有多少可以计算到分配范围内的可货币价值计算的一切方面的。对于生产队来，成本一般是不包含劳动力支出这部分的。这一般不包括，是要排除像那些请别人来劳动时支出的成本。比方生产队认识到吃河水不为什么，决定打一口井供乡亲们生活所用。这时，请外面师父来搞工程时的劳动支出，是要计算到成本之中去的。
作为一个生产队，其现金收入主要来源于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是交公粮这些任务的时候，国家是要支付货币的。那个时候，一斤稻谷是九分钱。大家觉得非常低，这就是当年大家所的剪刀差的具体过程。相同的，还有上交棉花后的所得。
第二个就是副业收入。这方面有种西瓜、花生、芋头、藕、菜籽、各类蔬踩，还养些鱼，主要是鲢鱼。这些东西，是可以出售的，并没有什么限制。只要是你生产在保证上级所下达的农业生产指标能完成，剩余下来的，当地基层政府领导者，还支持和保护生产队进行这类生产的积极性，并在一些方面还给予具体的引导。
这些种植的副业产品，并不是都卖了，还适当地给每一个家庭按照人口分一些。比方花生、芋头、藕之类的，只是不能全分了。一个是社员也希望变点现钱，能在年底多得点。
在分配方面，农村还存在一个预支付的关系。比方麦收获之后（一般在五月端午前），就按照人头数分一些。这些过程，包含了早稻、晚稻收获的时候。包含我前面所的花生、芋头这些农产品。那么，这些分配，是要作为劳动收获的支出记在帐目上的。
比方，大队生产成本化肥、种子、农药等的总支出是五万元，各种现金帐目收入是十万元，则现金存留下来可以分的就有五万元。这个时候，要计算出来先分配的那些稻谷、花生、芋头等农产品，按照基本固定的价格它们总计是预支出了多少钱，还生产队还存留下来多少粮食等价值有多少，包含那个五万元现金，把这些合计出来，就是一个总的生产队收入。
然后统计一下生产队全部的劳动工分是多少个工，需要不需要截留一些现金及物产（要合计出来具体的钱数），以及截留到来年多少，在确定了这个之后，剩余下来的，就是需要摊派到每一个工上的具体价值。
五万元现金，觉得今年不错，留上一万元钱放到明年（同时，还要核算上上一年度结算是盈还是亏的数目），留上一万元的物质（包含未使用完的化肥、种子、农药等，一般不包含农用器具。）
假如合计算下来，预分配的价值是二十万元，用来今年最终分配的现金额度是四万元，还有一万元价值的农产品需要再分配，而全年生产队总工是二十五万。那么，这个队核算下来的工的就价值就是一元钱。
核算出来这个数据之后，然后开始各家各户算细帐。
张三今年工分是一千一百个工，各类预分配的合计价值是八百元，那么年底你家最后实际从生产队里拿到的现金就是三百元。
李四家今年工分是九百个工，因为孩子多，各类预分配的合计价值是一千元，那么年底结算下来，李四家就欠生产队一百元。
以上简要所的，就是农民家庭从集体经济的劳动生产过程中获得经济收入的一个大致基本过程。除了这个渠道之外，还有就是农民家庭个饶劳动收入。
如养一头猪，一年内能有二百来斤，卖给国家之后，再买一头猪仔，这样下来一年可收入大约九十元。平时，每一户要是有一二十只鸡，卖鸡蛋的钱，油盐酱醋茶这些基本生活，还是可以保证的。自留地里除了家庭吃菜保障之外，种点甘蔗，年底挑到县城里卖，也可以得到一个不定的数目（一根甘蔗一般也就是八分钱到一角二分钱左右）。
这里需要明的，各队在分配的时候，是否留点“私房钱”，具体情况是不同的。有一年，我问家里大人，这旁边生产大队各生产队年底结算的工怎么要高一点。大人，有的地方，是队富家富，有的是队穷家富，有的是队穷家穷，还有的是队富家穷。所以，我们简单看一个生产队某一个年度里一个工最后结算的结果，还不能完全全面明当地农民的所有经济收入问题，以及他们生活的综合水平的高低。
正如前面所的那样，全国各地农村，在一九七八年这个历史点上，其发展水平是不均衡的，有好有差。可是，我们也应该坦诚面对历史，那就是当年执行分田单干的时候，是通过国家行政命令强制执行的，可以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商量和区别对待的过程。
从我所知道的，在湖北襄樊、恩施等地区的农民，确实当时生产力水平不是太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相比较还很差。如我后来所看到的红安县的一些农村家庭，即使是现在，也阿依然很低，几十年的时间里，对于多数家庭经济状况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今，我们反复不断地思考中国农村的问题，就是要表述出来一种认识的态度，那就是对于过去历史中所发生的各类变化，是好的，我们就好，是不好的，我们就不好。而且，实事求是地根据目前中国的客观实际，再不要在中国农村随意搞什么一刀切的行政命令方式了。岗村可能他们认定为很好，可是并不表示中国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农村，实行了分田单干之后就必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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