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伦认为，既然后世的学校都开始采纳这种方式，尽管有各种问题，但依然明这种方式是未来大趋势，是有他的优势的，所以他就采纳了。
现在这种方式，在城市中，在城镇中，都已经推广了，取得效果也算不错，一两个孩子身上或许看不出来，但是数以万计的学生平均成绩统计下来，就已经很明显了。这些采用了跟班制的学校每年的考试成绩普遍比乡村学校好一些。又因为考试成绩好，很多实际的家长，也将孩子从乡村送到城镇学校上学，目前这种公立学校的入学率非常高，一直满负荷运转，每个老师都带三十个以上，甚至四十多个学生。同时造成的结果就是，这几年下来，城镇学校，已经吸收了适龄学生数量的三成。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依然距离朱敬伦想要的普及教育相差太远，不解决乡村教育，势必不能完成义务教育。
所以他开始力主跟班制在乡村学堂中大范围推广，遇到的困难有两个，一个是师资问题，一个是经费问题。
过去乡村学堂中，主要都是传统的乡绅当教师，尤其是曾国藩推动的孔庙学堂模式，更是鼓动了大批老夫子。
要是放在十年前，朱敬伦真的没办法替代这些老夫子，这也是为什么他当初一直苦恼于普遍教育无法推广的问题。
但现在经过十年对教育的支持，尽管普及率始终维持在百分之三十，但培养出的人才还是以十万计算的，如今考科举已经不是当初那么容易了，没有良好的数学基础和中文基础，是基本上不可能考中的。
那些考不中科举，但依然对读书寄予全部希望的读书人，就一批一批选拔进入下一级学堂，从乡村学堂中，大概有十分之一能够进入县学，县学中也有十分之一左右能够进入府学，府学中也是十分之一进入最高级别的广府学宫。
老实，这些进入广府学宫的学生，他们依然把希望寄托在考科举上面，但是他们受到的教育，已经相当全面了，其实到了府学层面，就已经开始接触比较高深的自然科学知识教育了，化学、物理、生物学等样样齐全。所以这些学宫的学生，在自然科学领域，其实比那些早早考入低级衙门做吏的还要清楚。
之所以这些人一次次失败在科举道路上，却一次次坚持不懈，他们心中的支撑则是，每高一个级别，他们就可以考更高的科举，比如乡村学堂，只学过数学和经典的学生，他们最多能考县衙；县学学生，则可以考取府一级的吏员；府学的可以考取道一级的吏员；到了广府学宫的学生，他们已经拥有了直接考取六部吏员的资格。
他们所考的，跟所学的内容，是高度一致的，因此这些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热情也很高，甚至他们以为这是他们的另一个机会，因为很多学生之所以屡屡考不中，主要还是有一些科目实在是不擅长，但每升一个学级，他们接触到的科目就更多，因此劣势科目的比例降低，让他们更有希望能够考郑
不过这只是一种平衡措施。他们还是无法与早就考中科举的那些学生相比，因为对于那些已经正式进入官府的学生来，尽管最开始只能是一个吏员，三年后才能考取正式官职，但是这三年不但能让他们熟悉官场，更能让他们积累人脉。当三年后他们开始考取正式官职的时候，只要不是情商特别低的人，往往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人脉网络，上有各种座师名分的官员提携，下有无数同学照应，他们的官场生涯显然更加平坦。
但对朱敬伦来，科举的目的，并不是唯一选拔官员的方式，他更看重的是科举对广大读书人学习热情的调动。可以，要不是他始终牢牢抓住了科举的内容，他根本就无法将自然科学这么快在读书人中间推广，更不可能有这么一只庞大的懂得自然科学的师资力量。
现在这批在官府学宫学习的学生，他们就是最好的教师人选，国学上，他们是接受过传统教育的，四书五经完全没问题，科学上，能从乡村学堂、县学和府学三级学校杀上来，每一个人都是千里挑一的人才，没有每门功课九十分以上的成绩，是不可能进入学宫的。
师资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之后，剩下的经费问题，就算不上一个大问题了。恰好这两年政府财政控制的比较好，赤字已经削减到了三千万两，如果全部由国家来承担教育经费，也不是承担不起了。
因此在官府的运作下，突然广府学宫开始招募教师。为流动学生们的积极性，给教师赋予官府身份，归礼部教育司直接管辖。一个最低级的乡村教师，品级为从九品，跟刚刚进入官场的吏员品级相同。同时还告诉他们，当教师三年之后，一旦官府官职有缺，他们也有资格直接考取官职。因此他们在身份上，跟考中科举的吏员完全一样。这显然大大激发了那些许久无法考中科举的学生，报名的热情高涨。
朱敬伦本以为，按照这种方式，大明政府能在一年时间之内，完成义务教育普及工作，至少在硬件上完全搭建成功，接下来只不过是鼓励学生入学，积极提高入学率的问题了。
至于困难，他原本不认为有太大的阻碍，因为这是乡绅阶层自己放弃的领域，就好像当初他们不肯配合，大批不肯给新生的大明做官，恰好让朱敬伦可以提拔一批新的官僚一样。现在由于曾国藩名誉扫地，当初大批相应曾国藩出来办教育的乡绅，突然甩手不干了，那么官府接手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没想到，乡绅阶层竟然强势的反弹了，在教育推进到1872年年底，突然发生了大批乡勇包围各地学堂，将县城派下去的警察甚至士兵都包围在了学堂中，尤其以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南海、番禺和顺德三个县最为严重，几乎每个乡都出现了类似事件。
因为教育竟然引发了暴力对抗，这种滑下之大稽的事情，一下子就惊动了上上下下各个阶层。
也吸引了大批报纸，中国报纸还算地道，他们一贯支持普及教育，是乡村文化垄断的批评者，他们将此看作是乡村文化垄断阶层的反叛举动。
外文报纸则对此大家嘲讽，香港一些洋人办的报纸，尤其是一些带有种族倾向性的，他们借此明中国文化的低劣，拒绝教育，怎么看都是一种不文明行为。
另外也有一些乡绅的声音开始出现，一些开明士绅这几年也开始进入媒体行业，他们开始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认为这并不全都是乡村士绅的错误，他们开始将官府派下去的士兵和警察在各地无恶不作的行为大肆报道。
总之没有谁是完全干净的，把一方打扮成完全纯洁的使，把另一方打成完全的混蛋，那是搞政治运动，不是搞改革。
所以当陈芝廷将此事汇报给朱敬伦，请朱敬伦定夺的时候，朱敬伦的态度是，不能不加分辨的任何一方。
既不能强行镇压乡绅阶层，也不能打官府的板子，尤其是官府在这次事件中，出现了分裂，刑部和礼部开始对立起来，刑部和礼部的板子，朱敬伦也不打算打，可借助这次事件，对这己方进行正式的调整，不但十分有必要，而且也是一个机会。
一个规范民间自治的机会。
对于中国传统的乡村自治，朱敬伦即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欣赏，又时常对此有些担忧。
这种自治传统，起来很简单，就是老百姓自发的管理自己，这跟西方自发形成的代议制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起来都是配合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如果加以推动，是有可能将其推动到现代社会的。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尤其是明清时期，由于人口膨胀，远超了唐宋时期，导致传统的大一统管理制度，已经接近极限，对乡村社会的管理变得有心无力，这时候乡村自治对官府来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和帮助，因此大多数时候官府不但默认，甚至积极推动这种自治。
但是乡村自治还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对官府比较抵触，第一是出于权力对侵犯自己的那种然反抗，第二则是古代官府确实有些混蛋，一旦下乡难免扰民，所以乡绅阶层干脆自己站出来管理自己，帮助官府征粮征税，换取官府不下乡。
到了朱敬伦这里，这种抵制依然存在，所以让他的教育改革始终很难渗透进乡村之中，这是他最为担忧的，教育都遇到这种抵制，那么之后对乡村的任何改革，恐怕都会遇到类似的反抗。
之前没有机会，现在乡村出现了非理智的反抗，已经触犯了法律，那么就是一个很好的渗透进入乡村自治结构的机会。
所以当陈芝廷带着礼部和刑部侍郎一起来求见自己的时候，朱敬伦主张是依律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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