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吃完早饭，江寒让桑榆、王峰回县里。
江寒陪着陈延平、郭景明去看石姑娘洞、石姑娘桥、石姑娘水库。
在石姑娘桥的一头，是一个村庄，陈延平提议到村子里看一看。
到村口，有一个代销点，陈延平问了问村子的基本情况。
“你们村子，有没有当年参加石姑娘队的？”江寒问道。
“石姑娘队，有啊，郑新玲，”代销点的妇女道：“你们是县里的领导？”
“我们不是啥领导，文联的，来采风，了解一下石姑娘队的事迹。”
“我领你们去，你们可得好好宣传一下。郑新玲，唉，你们看看就知道了。”
一个院子，院墙半塌，一个60多岁左右的女人正在翻弄柿子干。
“玲婶，有人来了，要写你的事哩。”
郑新玲转过身，赶快给大家搬椅子，走路一跛一跄。
“大娘，我们自己来。”江寒连忙把郑新玲扶着坐下。
“领导，今儿冷，太阳出来了，就不让你们到屋里了。”郑新玲一脸歉意。
“大娘，我们今过来，就是想听听你70年代，石姑娘队的事。”
郑新玲1973年高中毕业，1974年春节后就到了石姑娘队。
“我那时身体弱，经常生病，所以在家里，母亲从不让俺干活，但是到了工地，不是抬石头、就是背石头。清基背筐、开山破石……那活真累呀，累成了啥样没法。”
“但是再苦再累，也不能叫苦叫累。因为我们是半边。”
“在为我当时算是文化水平最高的，我当了石姑娘队的副队长。修红色娘子桥的时候，任务紧，80多个石姑娘分成了三个排。”
“工地上红旗招展，备料的、扛石的、运石的人头攒动、车来人往，生机勃勃。许多队员的手被铁锤砸伤，鲜血直流，冬里更是手指崩裂，伤口溃烂，但不论劳动怎样艰苦，我们没有一个人退缩，而着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门心思地只想把大桥早日建成，不辜负领导信任，彰显我们妇女的志气。”
“桥建好之后，石姑娘队又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到秋沟拦坝修水库，期限一百。听到这个消息，大家炸开了锅：单独修水库？我们修过吗？我们会修吗？但安排就是命令，接过图纸，我们第二一早就披着星月开进了秋沟。日夜不停地清基、备料，用12对12的劳作时间，坚决要完成任务。”
“为了鼓舞士气，我们队最会编歌、唱歌的徐柏枝编了一首《夜战歌》，我到现在还会唱。”
“星儿闪，月儿弯，石姑娘夜战上了山。悬崖上，山腰间，借着星光干得欢，锤声伴着歌声飞，壮志豪情填满川。”
“清理库基的时候，冷得很，我们从十几米深的沟底往外背泥沙，一背80多筐，荆筐漏水，泥浆顺着身子往下流，把衣裳都湿透。”
“但我们忍着寒冷，穿着湿衣服，背筐背的腿发软，心发慌，于是喊出口号：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本来想着一个山沟没有多大的底，几十个人清基，咬着牙干几就完了，没想到沟底是个‘瓦缸潭’，口肚大，越挖越深，几十个人挖了几也挖不到底。”
“所以，我们决定改变设计图纸，在那个潭上修座桥，从桥上再修个拱型坝，拱型坝跨越深潭，让坝基里侧坐在潭边的岩石上，借助着拱型大坝再将水的压力分散在两侧石壁上。导流渠修建时，由于地处悬崖绝壁，我们找不到落脚地，于是就用绳子拴住腰吊到半空，不分白黑夜，艰难地在陡峭的绝壁上打眼放炮；浆砌时，由于冷和水泥腐蚀，我们好多人都把脚手冻得裂口流血，但我拿着瓦刀硬是坚持到了水库修成。”
“改革开放以后，水库工地上的民工从哪里来都回哪里去，县委只留下我们一支石姑娘队在三郊口水库做后续工程。”
“那时我们的工作是在水库大坝上五米见方打眼灌浆、修水库大坝溢流面。”
“不幸的是，我们的姐妹牛凤莲在散水泥库里掏灰时，灰库塌陷砸在里面壮烈牺牲。她是我们石姑娘队五班的班长，她非常精明能干，可是因为灰库塌陷，她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太行山上。现在，每年我都要去看看三郊口水库一角那个灰库遗址，心里总是难受得很。”
“水库工地上山爬坡，开石放炮，这本身就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我们石姑娘队牺牲的不是牛凤莲一个，在她之前，还有一个叫王新堂的石姑娘，她在大炮崩石后到山上排险，突然一块大石头突然在撬动中滑坡，王新堂被砸中，送医院抢救途中牺牲。当她的遗体被送回工地，姐妹们在等待布料给王新堂准备做寿衣时，没想到不一会儿指挥部的人就把现成的寿衣送到了跟前。原来，水库指挥部早就考虑了伤亡事故会发生。所以就提前准备有蘑女寿衣。”
“俺们石姑娘队把身体弱的、年龄的都编到炊事班。炊事班也有一个牺牲的，他们担着饭往上送，摔下去了，死了两个。其中有一个是我们同村的，她也会唱歌。”
“我们炊事班，送饭到前线。放下热蒸馍，捧给尖刀班。问过第三班，再问第四班。有啥不合口，多多提意见。你们干1000，我们想1000，分工不一样，同心协力干。再加一把油，重流一点汗。大干五十，任务定实现。”
江寒问道：“玲婶，这些牺牲的同志，有没有什么补偿？”
“有，当时就补了，牺牲一个人，家里得二百块钱、五百斤细粮。那个时候，不少了，跟男劳力是一样的。”
“玲婶，像您的腿应该是在那时候受赡吧？受赡，有什么补偿没有？”
“没有，跟牺牲的比，腿瘸了、眼瞎了算个啥？送到医院免费治，每两都能吃上一顿肉。病好了，再返回工地。我们那时候，病好了，赖在医院、回到家里可不行，别人看不起，我们自己也过意不去。”
“后来呢，有没有那个时候受赡人，给予什么待遇？”郭景明问道。
“后来，我托支书问问县里，是1970年之前因公受赡才发残疾证。我们石姑娘队的，受伤都是在1970年之后，所以，都没有残疾证。没有这个证，就没有待遇。”
郭景明从椅子上弹起来：“太不像话了！”
江寒问道：“后来，你们石姑娘队的队员们有没有再往上反映？”
“咋好意思反映？石姑娘队，必须有石姑娘精神！我们好多石姑娘因为有这么一股子拼劲，后来都干出来了。”
“五班的连凤英，那时候背地里经常哭，但还是专拣脏活累活干。1980年，招到新原铁路处当了铁路工人。到哪儿后，他修过火车头、干过电气焊，又自学会计，从机关当上了铁路处商业银行的行长。还有到国家部委工作的，有做生意的。”
“我们这些身体有毛病的，招工没有份，外出不方便，只能是守在家里，守着山，种点地，卖点中药材，也能过。”
郭景明问道：“凭着你们的功劳，你们直接找市里，市里不管，找报社，找电视台，肯定能解决。”
“我们要是去找的话，就是跟党为难！都是年纪一把了，现在的日子也能过，就不给上面添麻烦了。”郑新玲摇了摇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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