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 年春，市政府会议室的吊扇转得有气无力，扇叶上的油垢在灯光下泛着死鱼般的光。李海山的中山装第三颗纽扣不知何时崩掉了，露出里面洗得透亮的 “为人民服务” 跨栏背心，领口处还沾着昨晚接待时蹭的银粉 —— 那是帆布厨房 “清蒸鲈鱼” 的鱼鳞替代品。
“王书记，” 他捏着钢笔的手在发抖，笔尖把求援电报的纸戳出了窟窿，“再不想办法，咱们连木屑红烧肉都做不出来了！” 会议室的暖气片发出 “咣当” 一声闷响，仿佛在应和他的焦虑。墙上的 “全市肉票储备图” 用红笔圈着大片空白，像被啃得只剩骨头的猪排骨。
王书记摘下老花镜，镜片上糊着的咖喱渍让他眼前的世界一片混沌：“发加急电报！就我市遭遇‘历史性食材危机’，请求省里紧急调拨肉类资源！” 他的茶杯里泡着去年的陈茶，茶叶渣子沉在杯底，像极了他们此刻的处境 —— 烂摊子越堆越高。
手摇电话机在角落发出刺耳的响声，陈永年抓起听筒，声音带着哭腔：“周处长吗？我是陈啊…… 对，就是那个搞自助餐改革的市！您可不知道，现在全市的猪牛羊鸡鸭鱼 ——” 他突然看了眼李海山，把 “快吃光了” 咽回去，换成 “即将实现生态养殖转型升级”，“但为了保障考察团接待，目前面临暂时性生物链调整困难……”
电话那头，省府办公室的周处长对着听筒直翻白眼。他夹着烟，看着笔记本上陈永年的 “黑话翻译”：“生物链调整困难”= 肉不够吃，“生态养殖转型升级”= 把老百姓的猪圈扫空了。当听到 “帆布厨房遭遇水帘洞式烹饪体验区” 时，他终于没忍住，喷出的烟呛得自己直咳嗽 —— 这分明是厨房漏雨把菜泡汤了。
“陈啊，” 周处长强忍着笑，“省里理解你们的创新热情，但也要注意 ——” 话没完，听筒里传来嘈杂的碰撞声，像是搪瓷缸摔在地上的响动。原来李海山急得直拍桌子，把装着酱油水的缸子碰翻了，褐色液体在 “为人民服务” 的桌布上蜿蜒，像极了一幅迷你版的黄河泛滥图。
求援电报发出三时后，省里回电了。周处长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调侃：“经研究决定，紧急调拨五万斤冻猪肉、三万箱麸皮白酒，另外 ——” 他故意顿了顿，“听你们的‘水帘洞式烹饪’很有特色，省饮食文化研究会准备派专家来调眩”
李海山握着听筒的手沁出冷汗，第二颗别针别着的 “改革先锋” 徽章突然掉落，滚进了他脚边的泔水桶 —— 那是张大姐用来装接待剩材。他看着徽章在泔水里浮沉，突然想起上周在帆布厨房看见的场景：赵师傅把最后三只冻鸭剁成两百块，每块鸭肉上都插着牙签，标着 “澳洲进口鹅肝”。
当晚，老张的解放牌卡车轰隆隆驶进机关大院，车斗里的冻猪肉裹着冰碴子，在月光下闪着冷光。赵师傅掀开篷布时，突然惨叫一声：“这肉都臭了！” 原来省里调拨的是 1973 年的战备储备肉，解冻后散发的酸腐味比食堂的泔水桶还刺鼻。但陈永年却眼睛一亮：“臭肉怎么了？调成咖喱味不就行了？咱们的‘秘制腐乳肉’正好缺这个风味！”
市政府会议室里，王书记对着省里的回电直叹气。电报末尾的一句话让他脊梁骨发凉：“接外交部通知，近期将有全球友好国家代表团到访，望做好接待准备。” 他看着窗外，街道上的塑料花还没拆，已经被雨水泡得褪色，像极了他们即将面对的国际玩笑 —— 用臭肉和木屑招待外国友人。
马建军蹲在后厨帮赵师傅处理臭肉，捕擦着发黏的肉皮，发出刺耳的声响。“马，” 赵师傅突然停下，“你咱们是不是把下辈子的饭都吃完了？” 他指了指墙角的泔水桶，里面漂着昨接待剩下的 “木屑红烧肉”，在灯光下泛着诡异的光，像极了这个荒诞时代的墓志铭。
深夜的机关大院，广播里突然播放起《国际歌》，跑调的旋律混着锅炉房的轰鸣。李海山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老张的卡车再次出发，这次拉的是从邻省 “借” 来的红薯干 —— 准备做成 “进口大虾” 招待外宾。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饭票，突然发现票面上的 “节约粮食” 四个字被蹭掉了，露出底下不知谁写的 “早死早超生”，笔迹歪歪扭扭，像极了幼儿园朋友的涂鸦。
省府办公室里，周处长看着桌上的求援报告，突然笑了。报告里 “酒水喝光” 被写成 “酒精代谢系统超负荷运转”，“食材造假” 则是 “烹饪艺术的突破性创新”。他拿起红笔，在 “请求支援” 后面画了个大大的问号，却不心滴廖墨水上去，晕开的墨迹像极了李海山胸前永远擦不掉的红烧肉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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